《心灵的明灯─中国化汉阿波多语料文献转写、翻译与校注》,马强Ma Qiang教授、郭景芳Guo Jingfang编著

#典籍编校#
《心灵的明灯─中国化汉阿波多语料文献转写、翻译与校注》，马强Ma Qiang教授、郭景芳Guo Jingfang编著



整理缘起与说明


一、中国化的汉阿波多语料文献
（一）多语料文献是文明汇通的实物载体
***总书记在2014 年3 月2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总书记在2015 年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 年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多次重申这一思想，而且提及元代回回人赛
典赤‧赡思丁和明代的郑和在宣扬中国文化、融通多种文明方面的贡献。
中国文化的整合性、融通性体现在中国文化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接纳和改造等诸多方面。中国民间（主要在回族中保存）迄今收藏，但不为大众了解的包含了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的多语料文献，就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阿拉伯、波斯文化同中国文化融合共生的文本。这些多语料文献可以简单分为宗教文本和世俗文本，其中宗教文本主要包括经训、教义、教法、女学典籍、劝善故事、蒙学杂学等。世俗文本主要有信函、记事、药方、日记、账务、打油诗、大字报、海报、密函、请帖，以及记录吹「杜阿」和治疗疑难杂症的方法等。其中有关宗教内容的文本既是中国化了的本土文献，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融合汇通、交映成辉的表征，对世界文明之间的相融和共生都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二）多语料文献与消经文字
回族中存在的这种多语料文献，学界通常称之为小儿锦、消经或小经（文献）。这种称谓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很多值得讨论之处。尤为以往忽略不论之点是消经文字和消经文本不一样。简单来说，消经文字是注解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是以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同时借用了波斯文、维吾尔文字母，并自创了形似阿拉伯文的字母转写汉语的拼音文字；而消经文本是用这种文字，结合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词汇撰写、著译、注释的资料典籍。不同民族创作的多语料文本中，除了用消经字母作为拼音转写的汉语词汇外，还有阿拉伯语、波斯语、东乡语、撒拉语、维吾尔语等词汇，不一而足。
关于消经字母，学界有36 个、40 个左右等说法，最新的研究认为共有43 个。抛开字母数量的区域性差异不论，消经文字就是指以这些字母拼写的汉语词汇。根据以上解释，本文认为消经文字不包括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但作为多语料文本，其中
又夹杂了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这一将文字与文本分开来看的视角，同虎隆近年来对中国现存伊斯兰手稿的研究观点一致。他认为当前中国的伊斯兰手稿有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双语，波斯文、阿拉伯文双语，阿拉伯文与消经双语，波斯文、阿拉伯文与消经三语，阿拉伯文、波斯文、消经与汉语四语的手稿。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觉得将这种文献称作汉阿波多语料文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献的语言结构和中国化
特色。
（三）国内外有关多语料文献的研究情况
学界对于多语料文献语言和构词的研究已有较多著述，韩中义、杨占武、刘迎胜、丁旭、陈元龙、敏春芳、马君花等都有过研究①。对单个文本做过深入阅读和语言学方面研究的当属刘迎胜、韩中义、敏春芳、闫进芳、马强和杨叙等人，他们对《中阿双解字典》、《胡门家传史》、《侯塞尼大辞典》、撒拉语小儿锦文献《诚信》、马振武《古兰经》译本、杜淑真《劝善故事》藏本等做过专题研究。然而，除刘迎胜、韩中义、马强和杨叙的研究参考过中原地区的多语料文献，敏春芳参考的是河北方言的文献外，其他学者的参考文献主要是流传于西北的文献，其文本特点为文字主要是消经文字和阿拉伯语，波斯语明显少于中原地区的多语料文献。
二、整理缘起
回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传承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回族民间至今保存的汉阿波多语料文献，是中国文化对外来的阿拉伯、波斯文化揉合，将大量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文献中国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著国家义务教育制度的逐步落实，回族的受
教育水准得到很大提高，依赖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消经文字等转写汉语的多语料文献在人们生活中已经逐渐淡出，这些具有鲜明中国化特色，能展示中国文明包容性和融汇性的手抄本文献零零散散保存在民间，被人们遗忘，急需进行抢救、保护、整理和研究。
2016 年11 月，笔者在开封东大寺女寺调研时，郭景芳阿訇向笔者展示了已故禹俊卿（1909-1987年）女阿訇的手抄典籍《心灵的明灯》（阿拉伯文： س را ج الْق ل و ب ，以下简称《明灯》）。阅读后发现，此文本同笔者以往读过的甘肃和青海等地的多语料文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中夹杂著大量波斯语词汇，甚至波斯语词汇可能超过了阿拉伯语词汇，对于那些只注重一种第二语言研习的人来说，这种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为基础来转写汉语，又夹杂了大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双语词汇的文本已经很难读懂了。这种汉阿波三种语言交汇的文本，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中国文明融合性和中外文明交汇的实物见证，对语言学、语文学、手稿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而言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著国家推行义务教育，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给予了很多政策性扶持。九年义务教育制度除改变了回族生活地区人们的整体文化水准之外，也对传统的清真寺经堂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著汉字书写能力的普及，迄今为止，已经很少有人使用消经文字记录讲经内容、注解生僻词汇、批注阅读材料了。汉语成为习经者进行笔记和注解的首选文字，阿拉伯语水准较高者，甚至完全用阿拉伯语进行记录。特别是对波斯语的研习，在绝大多数清真寺中已经停止。因此，汉阿波三语的多语料文献在民间的创作、研习和传承业已停顿。基于此，笔者认为这种文本已经是十分珍贵的文献，因此当即决定进行搜集和研究。
根据几年来研究团队对现有的多语料文献保存者的访谈和文本的收集，笔者发现大多手抄本形成于20 世纪八十年代，且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女寺中使用的女学五经因其特殊性，无法从国外或西北其他地区获得印刷本，因此，改
革开放以来清真寺经堂教育重新兴起之时，此类典籍完全依赖研习者自身传承。在电子印刷尚未普及，经济亦为拮据的时代，抄经成为当时大多数女寺学员的必修功课。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著油印、影印、电子印刷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出现的多语料文献已经
多为印刷品，因阅读群体相对广泛，有一定的需求量，因此出现了蜡板刻印本、手抄复印本和电脑排版印刷本三种类型，且以复印的手抄本居多。河南的郑州北大寺、孟州市桑坡张寺、济源县城下街寺等都曾组织印刷过少量女学五经供妇女使用。
21 世纪以来，多语料文本的抄写基本停顿，甚至随著讲授人员的减少，已经无人组织小规模印刷。2010 年之后，女学五经已经鲜有人专门讲授，多语料撰写、编译的劝善典籍只是女寺阿訇在宣讲教义时的参考书，成为特殊职业群体的专业语言和文字，稍有汉语阅读能力的人不会使用，也不学习这种文字。笔者深感这种夹杂了几种文字的多语料文本行将淡出人们的视野，对已有文本如果不进行规范的学术释读，未专门从事过专业培养和训练的人已经很难通览其梗概。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先期对《明灯》进行转写和释读，
以期为后人能够读懂类似文本留下较为适用的范本，并做一点转写规范方面的探索性工作。＃台湾兰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