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和基因编辑会对未来人类的影响

辅助生殖的手段层出不穷。AID(供精者人工授精，可追溯到19世纪)和IVF(体外受精，首次应用于20实际70年代)早已不是新鲜事。ICSI同样如此。ICSI又称胞浆精子注射，这种技术直接将精子注射到卵母细胞以提高受精概率，给生殖障碍的男性带来为人父的希望。去年，一项新的的辅助生殖手段被应用：线粒体移植，亦即媒体通常所称的三父母共同生育。未来或许很快还会出现体细胞生殖手段。生殖将与生殖细胞脱钩。
　　
以上这些方法使得性交与生殖脱离关系。其中大多数手段都赋予人们挑选胚胎和决定胚胎生死的能力。开始阶段这可能让人迷惑，甚至引起反感。而事实经验表明，厌恶并不能催生好的指导政策。在美国，一些法院将AID等同于通奸，而后者在法律上是非法的。IVF也让一些神学家对“试管”婴儿有没有灵魂倍感苦恼。
　　
厌恶感通常伴随着反乌托邦警告。科幻片里，人类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创造拥有更高智慧和健康体魄的超人类。当多莉羊第一次展现给世界，新闻媒体头条中充斥着关于克隆军队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究竟如何创造“超人”，即便他们想这么做。然而，生殖科学的发展今非昔比。对生殖伦理的考虑——即使在事情真正发生之前，也是有意义的。 　
　
从IVF和AID开始，人们对辅助生殖技术的态度经历了从异想天开到习以为常的转变。两种技术让一些原本注定孤独终老的人圆了为人父母的梦想。线粒体移植无疑也将如此，这一技术能够帮助线粒体基因有缺陷的父母孕育健康的胎儿。
　　
父母的幸福和孩子的健康应当成为讨论任何生殖技术的首要前提。技术的安全性是首要考量，不过这并不容易实现。在一些人看来，允许研究人员对人类胚胎进行试验是错误的行为。研究人员不能对人类胎儿进行试验，与人类相近的大猩猩也不行。大猩猩数量极少，而且受法律保护。到目前为止，一种经过充分测试的技术要想在现实法律框架下进行应用，还必须要有放手一搏的勇气。不过这也好过在可靠监管之外的私人滥用。
　　
虽然线粒体移植发明于英国，并且随后英国也成为第一个承认该技术合法的国家。不过前文提到的第一个使用该技术的父母却是约旦人。这对父母不远万里从中东飞到墨西哥，在那里由美国专家完成具体体外受精的操作。
　　
　　
基因编辑和克隆涉及到的远不止父母和孩子的幸福和健康。基因编辑能够以更文明的方式消灭遗传疾病，比当下所使用的胚胎筛选要人道许多。这是许多人都会赞成的进步。成年人也应该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克隆出一个自己的副本。但是，培育具有新特性的婴儿会引发平等问题，对一个人的克隆也会涉及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组织进行克隆是否正确等问题。
　　
身份认同感 　　类似的问题数不胜数。是否应该允许父母克隆早夭的孩子？一个寡妇能否让她的丈夫通过克隆“重生”？若是富人使用基因编辑让自己的后代更佳出类拔萃，公正平等岂不沦为笑谈？